2014年全社会吹响了深化改革的号角，在15大领域60类336项的宏大改革蓝图中，不时传来喜大普奔的消息。而电力体制之于深化改革，泛起的涟漪很快就归于平静，不过水下的暗流却在涌动喷发。

    当下，对电力行业的最大关切主要聚焦在特高压输电技术争论上。社会对于特高压输电技术腹诽如洪，围绕这一技术路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从9年前的投资经济性、电网运行安全性，直至今日的治理雾霾有效性。

    议题不断演进升级，争论的实质就是“该不该建设特高压、特高压建设是以直流为主还是交流为主”，政经高层、专家学者纷纷表态，至今无解。

    从特高压争论还衍生出业界贻笑的怪象：“十二五”规划本于2015年结束，今年是规划的中期评估阶段，但涉及国民经济发展重大领域的电力与电网的专项规划“秘而不发”；同期，能源领域却陆续发布了水电、风电、太阳能等16个“十二五”专项规划。

    唯独电力专项规划“难产”，应该归咎于谁？板子可以打在国家电网身上，怒视其强势推行特高压，不顾反方铮铮谏言；也可以打在国家能源局等相关部委身上，可叹其尸位素餐，愚鲁颛顼。

笔者各打五十大板肯定招致双方不满，但不可回避的是，正是由于存在不同利益主张，造成电力规划的滞后与缺失，使得项目安排缺乏依据，大型能源基地开发及跨区电网工程难以落实，电网电源发展不协调，对整个电力行业造成严重后果，其对整个行业和相关产业链的隐患和弊端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发酵。

    事实上，电力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本应是全行业的热点和难点，而社会却长时间将目光和资源集聚到一个具体的技术路线之争，受到最大伤害的无疑是电改本身。

    议及电力体制改革，目前仍未见清晰的电改新一轮方案，但从国家能源局只言片语的表态中，可探寻其改革的大致方向为：放开售电侧，让用户选择售电商进行交易，包括引入民营资本介入售电侧，形成多元售电市场。

    笔者还进一步了解到，售电侧改革的内容包括售电与配电环节的产权划分、供求电价形成的市场机制、独立售电企业的准入条件、用户的自由选择权以及售电服务的提供等。

正因为有国家能源局“圈定”的改革方向，随之有了地方电改试点样本的追随——云南拟将从大用户直购电、区域性电价等方面推进。

    地方改革的探索无疑值得肯定，改革包括宏观领域和行业中观领域，确实需要培植地方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但就此电改的“云南样本”，笔者仍然想泼一下冷水。

    一是，云南推进电改的不得已之处是由于受供电模式制约，水电基本外送广东，云南本地布局在德宏、丽江、大理等地的水电铝项目无法开工，当地丰富的水电能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现有的电力体制成为云南发展经济的羁绊，因而云南祭出改革大旗，力求调节利益分配机制，区域性电价的实质就是争取为水电铝的电价定价权获得地方自主。所以，云南的电改试点难以复制，其样本意义轻重亦无需多言。

    二是，电改如果简单地放开售电侧，电网仍然是独家的电力买方和卖方，并未触动其垄断优势，当只有唯一卖家时，购电侧没有议价能力，售电侧仍然可以获得垄断利润。所以，市场化才是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形成多买多卖的充分竞争的市场。

    至此，目前在电力行业的争论焦点以及云南电改的试点，都未触及电力体制改革的灵魂。而电力体制改革是全行业的顶层设计，如果理顺了电力行业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其系统性矛盾自然迎刃而解。笔者以为，电力体制改革遵循的大致思路如下：

    其一，继续完善电改5号文。2002年发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务院5号文）确定的方向仍然是正确的，也是凝聚了最大改革共识的方案。其提出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改革方向，在完成阶段性成果后，由于利益相关方的阻挠，12年来输配分开没有获得推进，已有的电改成果几乎被消弭殆尽。当然对之前的改革可以进行反思与修正，调整策略和完善深化，如竞价上网因形势变化不会再施行。

    其二，新时期确实需要新的改革思维和话语体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对垄断行业根据各自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因而，即使扔掉国务院５号文的“皮囊”，也不能废止其改革实质——继续推进“输配分开”。只有输配分开完成，才能在此基础上厘清各环节成本，为下一步推进电价机制改革创造条件，否则电力改革深化根本无从谈起。

    其三，继续推行政企分开、电价管制等外部性改革。大多数问题难以在电力行业内部得到根治，需要在更宏观的框架内扭转，比如政企分开、电价管制、准入管制等，否则电力体制改革不可能大幅独进。

简单归结，不改革有风险，但改革本身确有变数，期望庙堂不再反复电力行业“术”之争论，尽快转轨到由术及道的斟酌推敲上，回归到真正的电力体制改革问题上，这样的改革策略才稳健可行